研究结果表明，就药物发现的绝对数量而言，Biotech是明显的赢家，因为Biotech获批的FIC药物是Biopharma的三倍多(46%对14%)(图A)。这些Biotech起源的药物包括变革性疗法，如BTK抑制剂ibrutinib(Imbruvica，最初来自Celera)，抗CD38单克隆抗体daratumumab(Darzalex，来自Genmab)和PARP抑制剂olaparib(Lynparza，来自KuDOS Pharmaceuticals)等。

下图展示了2010 年至 2020 年 FDA 批准的 50 种同类首创 （FIC） 肿瘤药物的发起人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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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仅来自学术界的药物发现数量与Biopharma产生的药物数量相当（占样本的14%）。而且，这些“起源”并不是指靶点、机制或途径的发现——传统意义的学术研究领域——而是指治疗性药物本身的发现或创造。这一发现进一步凸显了Biopharma在药物发现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跌落了甚远，因为学术界的财政资源比大公司更有限，而且通常不专注于药物发现。

案例：合作和外部研究推动了药物开发的关键决策

上述分析结果支持了Biotech在FIC药物发现数量方面优于Biopharma的说法。也重新认识到，学术界在药物发现方面比我们想象的地位更大。然而，仅仅关注药物发现是不够的。还需要考虑后期开发、优化、营销等各个方面。

研究发现，Biotech和Biopharma的贡献在药物开发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尽管Biopharma仅参与了26%的FIC癌症药物的发起（14%为唯一发起人），但Biopharma拥有或共同拥有76%的药物（下图A）。因此，虽然FIC药物发现可能更频繁地发生在Biotech或学术界中，但Biopharma仍然是后来药物开发和商业化的主导者。

图注：（FIC）肿瘤药物的药物发现者和药物上市者分布情况

由此可见，虽然大部分药物在Biotech或学术界被发现，但通常由Biopharma领导并资助临床开发。因此，虽然Biopharma可能会从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药物发现中受益，但它们也承担了临床项目的大部分财务成本和风险，并为推出药物带来了关键动力。当然也有部分例外的例子，Biotech或学术界对FIC药物进行了首次人体试验，例如， tafasitamab（Monjuvi；Xencor企业）；dinutuximab（Unituxin；NCI），或涉及部分开发成本（例如，PDL Biopharma同意资助elotuzumab [Empliciti]开发成本的20%）。还有其他例子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建立了他们的商业功能并直接推出药物（例如，Dendreon，Agios，Karyopharm，Epizyme）。

为了评估Biotech和Biopharma开发的药物各自带来的影响，使用 2010-2022 年每种药物的年度峰值或最大销售数据来比较，收入是临床价值的不完美代表，因为其他因素（如定价、地域扩张和营销）也会影响药品销售。尽管如此，研究结果表明，由Biopharma发起的FIC癌症药物往往比Biotech产生的影响更大。

1.图A，药物发起者的峰值销售额，由Biopharma发起的FIC肿瘤药物占峰值销售额的44%，而Biotech产生的药物占峰值销售额的40%。但Biopharma发现的药物数量仅为Biotech发现的三分之一左右（分别为14%和我们样本的46%），平均而言，2010-2020样本中由Biopharma发现的药物销售额大约是Biotech的3.6倍。

2.图B，仅由Biopharma发起的七种FIC抗癌药物中，大多数（四种，57%）是“重磅炸弹”（峰值销售额≥10亿美元），以Biotech为唯一发起者的FIC药物，23种药物中只有5种（22%）具有重磅级销售额。

参考资料:

[1] Small biotechs versus large pharma: Who drives first-in-class innovation in oncology? Drug Discov Today. 2022 Nov 17;28(2):103456.

[2] Do large pharma companies provide drug development innovation? Our analysis says no. STAT. Published December 10, 2019.

[3] Small pharma driving big pharma innovation. PharmaVoice. Published January 1, 2020.